2004年3月，国务院制定《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把政府信息公开作为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内容。
2003年修订《国务院工作规则》，把依法行政正式确立为政府工作的三项基本准则之一。(三)深化了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既是我国履行加入WTO承诺的迫切要求，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
2010年，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对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作出新的部署。政府法制机构应当进一步加强法规规章审查工作，提高法规规章审查工作质量。全国31个省区市和49个较大的市共清理200余万件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修改、废止地方性法规1100多件、地方政府规章4500余件、其他相关文件19万多份。我国在加入WTO议定书等有关文件中作出了具体承诺。加入WTO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为加快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备案审查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使我国有关经济贸易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政策措施，包括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有关规范性文件，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监督，使其中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WTO规则不一致的规定能够得到及时处理，保证了有关WTO的法律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实施。国务院有关部门自1999年底开始，对有关经济贸易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进行了集中清理。比如像吴英这样的人，就是个民间金融人才，别小看她只有初中学历，让她到华尔街去打拼估计比较困难，但据说她热心爱交朋友而且脑筋活络，假如允许她基于东阳地方合法地办个投资银行，我估计她至少在东阳这个地方比大摩和雷曼兄弟都要强。
比坐在北京上海的摩天大楼里思考如何解决中国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更加有效。中国自古有救急不救穷的借贷传统，也就是说借给急缺钱用，又有偿还能力的人，而对于一个人信用能力的评估，自然是越熟悉的人越有发言权。银行要聘用很专业的人才，发给他们很高的薪水，才能评估一个客户的信用额度是多少。金融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延伸，金融合作不是依靠坐在电脑前的模型设计来完成的，基于一个社会真实的社会关系和信任结构来构建的金融体系必然是效率最高的。
费孝通先生的经典研究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就像扔一块石头进入水塘而形成的波纹，个体自我是中心点，它是其社会世界的中心，而其他人则如同大小不等的波纹围绕着中心。一些大银行也在试图开发中小企业贷款的巨大市场，但这其间关键的鸿沟就是信用的成本，那些总部在银行北京，上海和省会城市的金融机构，去考察县一级，乡一级，乃至村一级，几百万乃至几十万的贷款需求，成本实在过于高昂。
在我看来，今天从尊重中国悠久的社会传统作为出发点，尊重基于这种传统的自下而上的自生的金融合作体系，给予其合法身份，支持升级，鼓励竞争。当一个人面对一个商业机会需要借钱，如果是美国人，也许会更多的想到银行，而一个中国人，更多的想到自己的亲戚朋友是很正常的事情。而对于自己熟悉的人，哪怕一个字都不识的人，根本不需要什么专业背景就能判断。要破解这一有中国特色的困局，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要从中国的社会事实中去找答案，到儒家传统中找答案。
如果一个老百姓如果手里有100万闲钱，自己的儿子做生意来借，可以全部借给他，儿子一般来说总不止于卷钱跑了;如果是唐表亲戚，大概可以借个50万;如果是关系好的老同学大概可以借个20万，但如果是一个10多年没来往的老同学，突然冒出来，开口就是借钱，那就需要掂量掂量了。当然他也可以诉诸法律，但未必有效，法律一般也不会为了儿子借老子的钱不还而把儿子枪毙掉。按照中国人差序信任的原理，如果我们真正能够保护鼓励民间金融的发展，理想的中国人的借贷利率，应该是越是亲戚朋友，越是本乡本土的熟人，利率越低，因为信用程度远比北京上海那些不熟悉的机构要高，相应借贷风险就低。总之不要担心中国老百姓的智慧，他们不需要金融专家的指点，他们根据传统智慧的远近亲属，就能够判断给不同的对象信用额度该是多少?那么会不会有人背信弃义，借钱不还呢?当然有可能，极端的情况，儿子是混帐，借了老子的钱，挥霍一尽不还了，该怎么样?按照儒家的伦理，首先他应该受伦理的惩罚，整个宗族乃至乡里中，这个人的名声会败坏掉，以后这个人在社会就破罐子破摔难于立足了。
事实上早期江浙民营企业的兴起，就是依靠民间基于差序信任的资本合作。这相当于存款和贷款之间的毛细血管不能疏通，结果进一步造成资金只得流向大企业，大项目，也使中国的经济结构更加不合理。
进入 郭宇宽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吴英案 。吴英的非法集资案，牵动了很多人的心，吴英之所以让很多人同情，背后的社会情绪是对现有的国有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的不满。
眼下像温总理这样的高层领导很重视，做了很多呼吁。从差序的角度有利于我们理解人和人的信任是如何构成的，我这里把中国人的信任关系称为差序信任，也就是应该约亲近的人越信任，而越信任意味着金融风险越小。中国不缺吴英这样的乡土人才，让他们活跃起来，还怕中国民间金融搞不好么?目前我们面临的大银行的钱花不出去和地方中小企业的贷款难困局，背后的实质，是中国民间自生的以差序信任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和以大一统，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国家金融结构不匹配所造成的因为银行的资金供给里面，它的对象就锁定了，会有一大批人拿不到银行资金。人们对一个集资罪犯的同情，很大一部分是出自对现有金融制度的不满。半数以上的企业涉足过高利贷。
在现有的资金供给制度下，民间融资必然存在。金融垄断的结果，一方面是企业从正规渠道不能以市场价格借到钱，另一方面是地下金融市场极度活跃但也极度危险。
当年，吴英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女富豪，但几个月后，她就被公安机关逮捕。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吴英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虚假宣传等方法，营造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非法集资７．７亿元，至案发尚有３．８亿元无法归还。
民营经济大省浙江２０１１年底对２８３５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在贵企业从银行贷款曾经遭遇选项中，１５％被拒绝贷款或者贷款额度被压缩，１３％被要求拉存款，民企从银行获得贷款的难度比较大。那么，民间对非正规金融机构的依赖度有多大？对２８３５家民营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９％的企业表示经常从民间高息借款应对资金周转，４７％的企业称偶尔为之。
民营企业近年来的困境不能完全归咎于金融业的垄断，但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金融体制，破除金融市场的垄断性，建立多元化的资金供给体系，出台民间融资管理的综合措施，这已成为业内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共识。２０１０年，浙江全省共立非法集资类案件２０６起，２０１１年以来，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再度紧张，诉至法院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又进入一个新高潮。据了解，其注册成立的众多公司，大都未实际经营或亏损经营。浙江省金融法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主任姜丛华说。
同时建立小额融资的刑事豁免制度，对小额的民间融资只追究欠债还钱的民事责任，不追究刑事责任。新华网杭州２月６日电（记者章苒余靖静裘立华）因为集资诈骗罪二审被裁定死刑的吴英案，在中国引发了一场罕见的讨论，舆论集中在当前中国正势图突破、但困难重重的金融体制改革上。
１９８１年出生在浙江东阳农村的吴英，２００３年用２万元开办美容院起家，２００６年注资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成立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包括洗衣业、连锁酒店等七家企业。不过，民间的热议并不仅仅止于死刑改革。
２００８年，浙江已有５人因此罪名被判处死刑，但大都没有引起太多社会关注。民间借贷在中国特别是经济发达的长三角一带异常活跃。
但拿不到资金不等于不发展、不做生意、不投资。专家们认为，企业对资本的渴求和现有资金供给体制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之一，把吴英判死刑，似乎难以帮助解决这个矛盾。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钱水土说。钱水土说，改革开放已经３０多年，但金融市场还没完全开放，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从正规渠道没法满足，肯定要寻找其他渠道。
法学家、经济学家和一些企业家认为，计划经济时代不会有吴英案，完善的市场经济时代也不会有吴英案，吴英案是当前改革过渡期的产物，需要在改革中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加以解决。继死刑复核权上收到最高法，从程序上限制死刑后，２０１１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金融凭证诈骗罪等１３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但保留了集资诈骗的死刑罪名。
融资难、融资贵，促使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在急需用钱的时候求助于民间借贷。李有星认为，吴英是典型的底层小人物创业失败、陷入高利贷深渊、最终走上集资诈骗这条不归路的商人。
诸多专家认为，中国目前对正规金融行业实行一行三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专业监管体制。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法学专家表示，从公开的材料看，集资诈骗罪名成立，量刑也并无不当。